關於編寫二野戰史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五月)
一 關於組織領導問題
黨是統帥，統帥管拿方針、要求，具體規定任務。這些關系弄清楚了，即胸有成竹，爾後才派幹部，也就是一打主意，二派於部。總之，不謀一個黨組織，一個行政組織，是有困難的，將來要走彎路的。我還有一個經驗告訴你們，你要教書編教材就要自己動手，首先搜集資料，研究內容與重點問題，研究寫法，文字如何安排，這些都明確了，才能工巧匠一氣呵成，事先沒有人拿見解，人家又不是你肚皮裏的蛔蟲，結果編出來沒有用，還得自己動手，真是害人害己。因此，要事先告訴人家企圖，才好辦。否則用的力量很大，還得走冤枉路。總之要有個組織，在業務上也要有人指導，要有一個靠處才好。
(一)我意歸總參好，不管調人、政治生活，都好些。
(二)成立一個編委會，我看可以，但應在軍委總參領導下工作。成立一個什麽樣的編委會?叫編審委員會，還是叫編輯委員會?我以為謙虛一點叫編輯委員會比較好，審查權應當交給軍委，按你們提的人選，司令部方面是李達，政治部是張際舂，三兵團是陳錫聯，四兵團是陳賡，五兵團是蘇振華，華北總要一個人，二野從什麽時候才有?要從解放戰爭算起，首先有了晉冀魯豫，接著有個中原，後來和三野一起，向西南進軍時又和四野一起。前後方都要有人，沒有後方，就沒有供應，這是人民戰爭史。小平同誌是書記，但華北還有一幫人，如薄一波、李雪峰、滕代遠等。譬如到大別山去，兵員、彈藥沒有後方源源供應，單靠十來萬人到大別山怎麽辦呢?所以這是一個方面，沒有各個方面，就不全面。毛主席對編黨史提出要求，先編一個通鑒，爾後再來寫，這是十分正確的，不要把這個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中間會有爭論的，現在你們還感覺不到什麽，一到深處就會有皮扯。
編委會亦不能太大了，太大也是空的，人太少把必須的丟掉了也不好。不能參加編委的人，你們也應當勤快一點多請教存取。按說三野也要找一個人來參加，到西南我們指揮四野兩個師。這些都要去存取一番。
(三)編委會下面叫編輯室，編委會和編輯室的關系要想通，它是在軍委領導下工作，總要將上邊的勾掛起來，再不要像現在這樣，成為無基地的空軍。
二 編寫中應註意掌握的一些問題
(一)戰史是黨史的一部份，是群眾鬥爭的歷史。編寫戰史必須貫徹中央的戰略方針，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戰略和政治關系極大，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略問題有些就是政治問題。
寫戰史還必須聯系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質。其次，敵軍工作亦很重要。總之要從整體來看，如果這些都提不起來，局部問題必然說不清。
毛主席的政治工作就是群眾路線，所謂群眾路線，即站在群眾之間，而不在其上，站在業務之中而不在其外。我在青島問到一個海軍的同誌，他說開始搞政治工作，總是「不合適」，東撞西碰，互相矛盾，後來花半年時間深入艦艇，從具體問題著手才找到了門路。王克勤運動」」就是反映群眾路線。
打勝仗是許多成果的集中表現。沒有地方工作，沒有減租減息和發動群眾，兵員、夫子、糧食從哪裏來?勝利如何取得?勝利只不過是這些工作的最後表現。在淮海戰役中，我問到一些民夫，說是從連雲港來的，有的是從大連送炸藥來的，有的是許昌搞煙絲來的，這樣寬，真嚇死人。我們是寫戰史，不是寫地方工作史，但地方工作一定要交代清楚。在大別山那麽多兵跟著來，是不容易的事。淮海戰役無全國之力，不可想象。
重復說，要先從中央說起，下面是如何具體執行?具體運用中是否恰當的問題，我們要有些成績，也是中央指示的結果。戰史是黨史的一部份，是群眾的歷史，因此寫戰史，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應客觀的反映當時的鬥爭實際，戰略上、政治上、黨的工作、地方工作要適當加以敘述，須要全面但要有重心，寫戰史的同誌都是軍人，要防止只註意軍事鬥爭的單純軍事觀點。
(二)註意戰略協同問題。協同是整個戰略問題，不僅二、三野，還要寫全國各戰略區的協同。二野的許多戰鬥活動，都是從配合其它野戰軍，特別是配合三野出發的。例如在轉入戰略進攻時，根據中央指示，我們即來了個中央突破，敵人的陣勢即收縮了；我們把敵人引到我們這邊來，兩邊又來幫忙(陳粟、陳賡的行動)；如果當時三野不出來，陳賡不出來，我們就不好辦。又如四七年二月我們打鄭莊砦，主要是從山東戰場的局勢來考慮的，那次主要是配合吐絲口的作戰。
譬如進軍西南，解決問題那麽快，首先是整個形勢發展的結果。我們是在一野的直接配合並在四野遮蔽之下的行動。盧漢起義，還有鄧錫侯、劉文輝等的起義，還不是中央的工作?毛主席作了程潛的工作，他們看到共產黨對程潛不錯，因此對鄧(錫侯)、劉(文輝)影響很大。
(三)編寫中不要忽略有關的方面。二野處於四戰之地也是四戰之軍，建制內的要寫，有關的也不能丟掉了。我們是打前站的：過黃河是一站，同三野過揚子江是一站，到喜馬拉雅山是最後一站。第一個前站，過黃河丟下二三十萬人，我們到西南，各方面又支持我們建設炮兵，所以要註意照顧這些方面，要全面而又有重點的想一想。另外，還要註意四方面軍，這是來龍去脈的問題。大別山的堅持，不是鄂豫皖老蘇區黨的影響，五師的鬥爭等這些歷史條件和群眾基礎，如何能站穩呢?總之要註意照顧到，有昨天，還有前天。
(四)內部命令、軍事文集、上級指示要多看一些。多請示多研究上級的指示，否則要返工。要勤於走訪，要和有關方面商量，要和人家密切聯系，聽聽人家的意見，先將綱提起來，請教一次，爾後再動手，是否好一些。
二野戰史我們過去抓得不緊，人家已搞了不少東西，不光是戰史，文藝方面也有不少東西。我最近還看到一些三野的東西，今後要我作些什麽?我可以談談，需要時也可以寫一些，可惜因我多病，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 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一些戰略情況
蔣介石是執行美國的戰略，美國的戰略是想把黃河當成四十萬大軍阻隔我們，東邊整倒陳毅，西邊壓西北野戰軍過黃河退到保德(成為內線)，並從秦皇島登陸切斷我軍與東北的聯系，再在北面切斷中蘇的聯系，這樣造成隔離我軍的幾道長城，把我軍壓到華北平原聚而殲之。我們針對敵人這一戰略方針，來了個中央突破，使敵人被迫收縮，吸引到我們這邊來。在行動以前，我們曾考慮在內線多打兩仗，包袱背得輕些再走。以後想到，這樣的戰略行動中央是有通盤計劃的，如果打了以後傷員更多，彈藥更少，對我更不利，而且華東部隊非常疲勞。是否能打好仗亦無把握，因此決心提前行動，在敵人對我們快合圍時，一下子突出來，來了個千裏躍進，前出到大別山。
蔣介石原以為我們不敢突破，不敢越隴海路的，待我突破後蔣就慌了，即令部隊向我們追下來，使整個形勢有了轉變。但當時我們壓了四十四個旅，很困難，必須三野出來，否則我們就不好辦。這是我們幫他們，他們幫我們的例子。我挺進大別山，掩護戰略展開後，將敵人的兵源、糧源、餉源弄到我手，使敵人很困難，因為敵人是靠河南、湖北、安徽補充兵員，餉源在東邊靠蚌埠，西邊靠漯河，以後因粟裕沒有打下確山，未能改變大別山形勢，中央決定粟(裕)再躍進，但我們研究後以我們的經驗，向中央建議讓粟(裕)不要再展開，我們苦一點不要緊，不要因此而將有威力的部隊削弱了。在大敵壓迫的情況下，我們在大別山采取敵集我散，敵散我集的方法，在一九四七年底我們又向桐柏江漢及淮西展開，使敵抓不到我軍主力，而我則已在根據地站穩了腳。因當時大別山糧食很困難，最後想調敵人到淮河西岸打：—仗，但阜陽一仗沒有打好，由於我們調動了敵人，大別山的包袱因此減輕了些。然而敵人則緊跟著我們，最後靠近陳賡，三野獲得休息一下，才緩過氣來。
在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七月，我們采取分遣集結的辦法，陳唐、陳謝打洛陽，我們休息。以後粟裕南下，我們擔任箝制配合打睢杞戰和打襄樊。
中原軍區的開展是從到大別山出來以後，陳毅同誌來當軍區的副司令員，使我們配合三野作戰更方便了一些。
關於中原的範圍，真正中原的中心是河南。但中原的邊則很寬，北至黃河，東到津浦，西至川陜邊，南至長江都屬於中原的轄境，自我軍突到大別山與華野、與陳賡才形成了戰略上的品字形陣勢。因此中原作戰是三軍作戰，不能單算我們的賬，不能單獨看到二野，而應該看成是整個南線的作戰，中原情況真正大變化，是在淮海戰役，至襄樊戰役一直如此。淮海戰役開始前，六縱將十八軍吸引到襄河以西，以後陳再道又出武勝關以南，張國華則在豫皖蘇區打遊擊，拖住十八軍不使他與東面的部隊會合。因此毛主席說拖住十八軍是對淮海戰役幫了忙的，從打淮海戰役條件來說，毛主席曾比喻為果子未熟采取拼命摘的方法來解決的。
二野的黨在局部和整體的關系上是處理是比較好的。為了整體利益，二野同誌認為即使二野消耗完了，只要有一野、三野、四野在，也是值得。還是不行，最後三野拿出兩個縱隊來參加作戰才解決問題，因此不寫三野不行。無論從全國情況以及從我區來說，引起了根本變化亦是從淮海戰役開始的，因此淮海戰役是全國問題，以後中央將淮海、平津、遼沈並提是有道理的。
我們有些成績是執行中央指示的結果，也就是運用恰當的問題。譬如進軍西南，當時劉金軒在陜南先動，王宏坤在湖北活動，我們又在鄭州群眾大會上露了一面，因此蔣介石以為我們必從陜南入川。但毛主席則要二野部隊從長江以南迂回進軍，我們是在林彪的羽翼之下隱蔽行動的，一切行動以林彪的名義出現，當時的計劃是：第一步在重慶切斷敵人，但看到不行，以後又準備在瀘州切斷，當時胡宗南」」還在晃裏晃蕩，等孫震、羅廣文兵團向西撤退，才發覺我們的企圖，但已經遲了。我即插到邛峽才全解決問題，這是中央總的指導，我們只是如何具體運用問題。
再如中原問題。如果不是二野幾批幹部及三野的幹部去工作，光靠幾個軍隊能打什麽?程潛曾說：「我們集中對你們，但你們分散了，破壞我們的政權，斷我們的糧源、兵源。我分散保護政權時，你們又集中來消滅我們。」所以一定要寫戰略問題，地方工作、遊擊戰爭。再如大別山幾個戰略展開，為什麽?就是鋪攤子、搞地方工作，我們向來是由城市轉到鄉村，鄉村又包圍城市的。關於大別山新區政策問題，如何看法?政策必須在實踐中證明，又在實踐中發展，掌舵不在平水時，平水中舵的偏差左十度右十度關系不大，主要在灘頭，掌不好即會「碰起」。事先對大別山是不夠了解的，村村點火是否合適?當時並不知道，「左」是經過實踐後才知道的，於今觀之更加清楚。又譬如上黨戰役我們要爬長治城，有人問我如何能爬上去?這是什麽指揮?我告訴他這是摸索，同時要看具體情況。當時我們的任務是掩護林彪在東北展開就位，我們如果不在背上背個上黨的包袱，敵人就會一路從同蒲路北上，一路從平漢路北上，如果敵人進到石家莊就門戶洞開。那時我們除了不顧一切的打，又有什麽別的辦法去完成任務呢?所以看問題要從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出發。一切都有昨天、明天的觀點，問題是逐步明白的。事物是在運動中，必須從實際出發，實際即唯物主義，出發即是辯證法。要根據當時的情況，這是實踐論。指揮員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判斷，制訂計劃，在行動中改變計劃，甚至全部修改計劃的事是常有的。每次下決心，哪能都那樣準確?我們看問題應有這種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