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戰役打完後，誌願軍與聯合國軍基本處於均勢狀態。
美國總統杜魯門與國務卿艾奇遜意識到勝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們開始迫切尋求和平解決方案，並嘗試與中國政府建立直接對話的渠道，以便啟動停戰協商。
為了實作這一目標，杜魯門甚至考慮透過派遣使者前往香港尋找所謂的「毛澤東的遠親」，希望透過這位「遠親」來傳達和平的資訊。
然而，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對此表示懷疑，認為這種嘗試無異於刻舟求劍，成功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面對這一困境，杜魯門不得不采取更為直接的措施，他派遣國務院顧問凱南去見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
請求馬立克協助搭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溝通橋梁，以期達成和解。
盡管美國自詡為一個民主國家，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和凱南等政治人物，雖然有談判的意願，但以李奇微將軍為代表的鷹派卻認為，與中方談判會損害美國的軍事威望，影響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他們主張依靠美國強大的軍力來實作目標，反對低姿態的談判。
在李奇微的影響下，包括杜魯門在內的一些美國政治人物開始對談判持懷疑態度。
這樣就使得美國人的心態變得復雜起來。想打，又打不贏；想談，既放不下面子，又不甘心。
於是，美國方面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他們在談判會場周圍制造了一系列的麻煩，想透過這些下三濫的手段，來逼迫中方就範。
另一方面，也為自己下一步的軍事行動爭取時間。
在8月19日的清晨，一支由30多人組成的南韓軍隊秘密潛入了中立區域，對中國排長姚慶祥和他帶領的九名中朝聯合巡邏的軍事警察發動了突然襲擊。
面對攻擊，姚慶祥堅守紀律，沒有選擇反擊，而是勇敢地站立，接受了所有射向他的子彈，用自己的犧牲，向美國當局發出了無聲的抗議。
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姚慶祥留下了這樣的遺言：「我的生命雖因大國間的爭鬥而終結，卻是為世界問題而犧牲，我死得其所……」。
中國談判團隊的喬冠華聽聞此事，悲痛之余，揮筆題寫了一副挽聯：「世人皆知李奇微，舉國同悲姚慶祥。」
然而，美國方面並未因此事件而有所收斂，反而加大了攻擊力度，派出轟炸機對中朝代表團的駐地進行了多次轟炸和掃射。
美國聯絡官肯尼上校在檢視現場時，輕蔑地吹著口哨，聲稱：「這些攻擊與美國無關，你們沒有證據表明這些轟炸機屬於美國。」中朝代表們對美方的無恥，感到異常憤怒。
在李奇微精心布局軍隊準備進攻之際，他公開撕下偽裝，在東京宣布放棄談判，聲稱：「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來決定勝負吧！」
面對這一挑釁，彭德懷早已洞察到美軍的矛盾心理：他們在戰鬥中渴望談判，在談判中又渴望戰鬥，不願輕易屈服。
因此，在五次戰役的尾聲，彭德懷已經開始策劃第六次戰役，並指示前線部隊在加強防禦工事的同時，堅決不放棄任何一寸土地，與敵軍展開激烈的陣地爭奪戰。
到了6月30日，彭德懷向毛主席秘密匯報：「如果美國堅持不放棄現有占領區，我計劃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於九月發起反擊，迫使敵軍接受這一條件。」
毛主席性格堅定，他鄭重回應：「傲慢的美國人仍然不願正視我們的實力，以為我們不敢繼續戰鬥。他們不知道，我們有人民的支持，他們想打多久，我們就陪他們打多久！」
兩天後，毛主席再次致電彭德懷，強調：「在戰爭真正結束之前，準備九月的反擊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懷於是在8月17日正式下達作戰命令，計劃動用誌願軍十三個軍和人民軍四個軍團，以及航空兵二十二個團，從正面推進，一舉突破聯合國軍的防線，直驅三八線以南。
就這樣，局勢突然變得緊張起來。
在戰火即將點燃的緊張時刻，誌願軍的官兵們正熱情高漲，準備在戰場上與敵軍決一死戰。
然而，在這關鍵時刻，將軍鄧華提出了他獨到的見解。
他向彭德懷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經過我親自到前線偵察敵情，我發現敵人正在大規模構建堅固的混凝土防禦工事，形成了強大的縱深防禦體系，這種現代立體防禦體系非常堅固。如果我們輕率進攻，將會造成巨大的傷亡和資源消耗。因此，我們可以選擇保持冷靜，等待敵人主動出擊，一旦他們離開堅固的陣地向我們進攻，我們就可以利用我們的防禦工事來擊敗他們。」
鄧華的這番話讓大家一下子都清醒了過來。
軍委和總參謀部的大多數人認為，如果按當前制定的第六次戰役計劃執行，很可能會與敵軍打成拼消耗的持久戰，不一定能達到預定的戰略目標。
接消耗，美軍不怕，卻對我軍非常不利。
彭德懷也認同鄧華的觀點，並將其上報給毛主席。
毛主席對鄧華的建議給予了高度重視，並經過深思熟慮後，最終決定暫停彭德懷精心準備的第六次戰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