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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柏年:從紅色轉譯家到外交家的一生

2022-11-22歷史
柯柏年:從紅色轉譯家到外交家的一生

柯柏年(1904—1985),原名李春蕃,廣東潮州人。中國著名的轉譯家、外交家。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從事黨的隱蔽戰線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黨團成員。1937年赴延安。1938年任中央馬列學院西方革命史室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1944年任中央軍委外事組高級聯絡官。抗戰勝利後,隨葉劍英參加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的工作,任轉譯處處長、新聞處處長,後任中央外事組研究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長,兼任中國人民政治法律學會副主席。1955年任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1962年任中國駐丹麥大使。1973年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1977年被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81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組評議委員。1982年擔任中國轉譯工作者協會顧問。1985年在北京逝世。

柯柏年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突出貢獻:一是轉譯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他精通多國語言,先後轉譯出版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比較有代表性的譯作有:【帝國主義論】【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階級鬥爭】等。二是在外事外交事業上取得顯著成就。柯柏年長期從事黨和國家的外事外交工作,參與了北韓停戰協定談判、1954年日內瓦會議、1955年中美大使級會談等重大外交事務,具有豐富的外事外交經驗,推動外事外交工作不斷發展,在實踐中逐漸成長為一名傑出的外交家。

柯柏年:從紅色轉譯家到外交家的一生

柯柏年生於廣東省潮州市,精通多國語言,早期致力於轉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後轉戰外事外交工作,從一名紅色轉譯家逐漸成長為著名外交家。他一生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信仰,他的名字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柯柏年」三個字的漢語拼音首字母中「K」代表卡爾·馬克思,「B」代表恩格斯(恩格斯的早期筆名為費雷德瑞克·班德爾),「N」代表列寧。

「我終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柯柏年所處的青年時代,各種思潮不斷湧現,新舊思想激烈對抗。他曾回憶說:「五四前後,各種思想、主義,百家爭鳴。經過一段時間學習、對比和研究,我終於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柯柏年為什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受家庭氛圍、求學經歷和早期革命實踐三個方面的影響。

柯柏年出身於誌士輩出的革命大家庭,大家庭濃厚的革命氛圍指引著他走向馬克思主義。叔父李秀升,曾追隨孫中山先生進行革命活動。在家鄉,李秀升積極宣揚三民主義,帶頭剪辮子,經常與好友在家談論國家大事,使家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啟蒙。柯柏年的堂兄李春濤,在家庭影響下接受了進步思想,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求學時就與彭湃一起參加了建設者同盟,後回國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曾任【嶺東民國日報】社長,被周恩來稱為「黨外布爾什維克」,1927年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少年時期的柯柏年經常跟李春濤借閱進步書籍,如空想社會主義小說【回頭看】等,逐漸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啟蒙。為了尋求真理,青年時期的柯柏年前往上海求學,也是在李春濤的幫助下才順利成行,上海的求學經歷使柯柏年有機會接觸到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李春濤的影響下,柯柏年還積極參加革命活動,曾與李春濤等革命者一起成立「反對基督教同盟」,也曾協助李春濤辦報等。可以說,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李春濤都是柯柏年的領路人。受家庭氛圍的影響,柯柏年的弟弟們也陸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前赴後繼,投身於中國革命事業,其中胞弟李春霖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生命。李春霖1927年在革命危難時刻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擔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等職。在長征中,他堅決與錯誤路線做鬥爭,堅決維護紅軍內部團結,1937年在戰鬥中不幸犧牲。堂弟李春鍏,曾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後從事教育工作;堂弟李春秋(李伍),1938年到達延安,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從事宣傳工作。柯柏年就是成長於這樣的革命家庭,在家人的引領下,他閱讀進步書籍,參加革命活動,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為之奮鬥終身。

柯柏年進步的求學經歷,在其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柯柏年教會學校的學習經歷為他奠定了良好的外語基礎,使得閱讀和轉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成為可能。柯柏年少年時就讀於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汕頭礐石中學。他讀書認真,成績優異,尤其是對英語有濃厚興趣,閱讀了很多英文原版小說,具有較高的英語水平。1919年,柯柏年轉學到頗負盛名的教會學校——上海滬江大學中學部學習,後又升入滬江大學社會學系學習。在此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轉譯英語短篇小說,賺取稿費,維持學業。大量的轉譯實踐使柯柏年的轉譯水平不斷提高,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了轉譯生涯。柯柏年運用自身外語優勢,嘗試轉譯美國社會主義著作,並逐漸轉向轉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此外,為了更好地閱讀和轉譯外文書籍,他還自學了俄語、德語。1923年,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柯柏年被滬江大學開除。在瞿秋白和張太雷的幫助下,他轉到革命氛圍濃厚的上海大學學習。轉入上海大學學習是柯柏年人生的重大轉折點。上海大學是由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新型革命學府,實際上是由中國共產黨人領導和主持的,聘有一大批思想進步的理論家和教育家。上海大學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吸引了眾多愛國青年,培養了許多革命幹部,一度成為上海革命的中心。瞿秋白曾希望把它建成「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進入上海大學後,柯柏年認識了許多中共早期著名人物,如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在他們的幫助和指引下,柯柏年的英文、俄文水平進步神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更加深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更加堅定,革命積極性也更加高漲。1924年,柯柏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柯柏年教會學校的學習經歷,使他具有良好的外語水平胡轉譯能力,能夠閱讀和轉譯進步書籍,為他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奠定了堅實基礎;柯柏年在上海大學的學習經歷,尤其是與中共早期領導者的接觸和交流,使他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成為一名早期中國共產黨黨員。

柯柏年積極投身於革命實踐,在實踐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堅定了馬克思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廣東潮汕地區學生紛紛罷課遊行,聲援北京學生,讀中學的柯柏年加入了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他積極參加各類集會,傾聽進步人士的演講和辯論,進一步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的本質和軍閥統治的黑暗。五四運動促進了新思想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柯柏年等進步青年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受到了思想洗禮,辨析了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實用主義等社會思潮,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在滬江大學上學期間,柯柏年有機會直接參與新文化運動,他閱讀了【新青年】上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進一步認識馬克思主義,並從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柯柏年作為進步學生,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轉譯馬克思主義文章並行表在報刊上,以這種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柯柏年被滬江大學開除後轉入上海大學。在這裏,柯柏年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柯柏年被選為上海大學第一屆學生會執行委員,同時組織領導非基督教運動。他參加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組織委員會,具體負責非基督教運動的宣傳及組織工作。自從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柯柏年就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單純的先進理論看待,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踐,積極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之後,柯柏年在教育講學、編輯革命報刊、參加國民革命軍、參與社會文化團體活動等革命實踐中不斷踐行馬克思主義,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從而更加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

「轉譯工作,要多請教柯柏年」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誌曾說過:「轉譯工作,要多請教柯柏年。」柯柏年雖然沒有留學經歷,但是他的轉譯水平備受肯定。從20世紀20年代起,他就一直致力於轉譯馬克思主義著作,此外還轉譯了大量社會科學書籍。受革命形勢的影響,他的轉譯生涯分為初步探索、曲折發展、全面推進和再接再厲四個階段。

轉譯工作的初步探索階段。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一歷史階段,柯柏年從撰寫【社會主義是什麽】開始,逐漸發展到轉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這一時期,他轉譯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很多共產黨人的啟蒙讀物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教材,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1922年,為了更好地辨析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在滬江大學讀書的柯柏年發表了【社會主義是什麽】一文,指出「研究社會主義,必定要先有一個‘社會主義是什麽’的概念,然後才不致於漫無頭緒」。1923年,柯柏年又發表了【我為什麽要做一個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解決現代各種社會問題的最有效力最根本的唯一方法」,這也是他選擇社會主義的原因。當時,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難題,中國知識分子劃分為革命派和改良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柯柏年轉譯了柯祖基【社會革命論】的第一章。書中辨析了社會改良與社會革命的區別,指出二者的區別是看新興的階級是否掌握政權。柯柏年將柯祖基關於社會革命的思想譯入中國,為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制定正確的革命綱領提供了理論依據。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國民革命運動為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創造了有利環境,柯柏年抓住歷史機遇,由轉譯社會主義的相關著作轉向轉譯馬克思主義原著,由原來的摘譯、轉譯、節譯等方式轉向全譯,開始完整地轉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柯柏年轉譯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第一節至第六節,他在譯文序言中稱轉譯此書的目的是證實「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底可能和必然」,指出「外國之掠奪中國,是資本主義發達之必然結果」。【帝國主義論】引發了國內關於「帝國主義」的論爭,廓清了國人對帝國主義的模糊認識,為共產黨的反帝方針提供了理論支持。1924年,柯柏年轉譯了恩格斯的【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本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之作,闡述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國人了解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起到導向和引領作用。1925年,柯柏年轉譯了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這本書給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以警示作用,對於指導國民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認清國共合作實質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目標、策略、方法具有重要意義。柯柏年曾說過:「【哥達綱領批判】恐怕是我所轉譯的馬恩著作中流傳最廣的一本書。」此版本被公認為是當時最好的版本,成為許多共產黨員學習馬列著作的早期讀本。1927年國共合作失敗後,柯柏年流亡泰國,於1929年回到上海。

轉譯工作的曲折發展階段。從1929年輾轉回到上海至1937年北上延安這一階段,柯柏年轉入隱蔽戰線工作,因轉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越來越多,他很少再轉譯馬列原著,轉而以編寫和轉譯社會科學著作為主。隨著中共中央機關遷往上海,流亡在外的共產黨員陸續回到上海,參與到文化鬥爭中,興起了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熱潮。1929年,柯柏年將狄慈根的兩部哲學著作轉譯成【辯證法的邏輯】和【辯證法唯物論】。這兩部著作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回答了哲學的基本問題,揭示了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的局限性。柯柏年轉譯狄慈根的著作開辟了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領域。同年,鑒於黨內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缺乏系統了解,在前期轉譯的基礎上,柯柏年轉譯出版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全譯本,並稱其為「關於政治問題之最重要的著作」。透過轉譯此書,他將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介紹到中國。1930年和1933年,柯柏年與吳念慈(杜國庠)、王慎名合編了【新術語辭典】【經濟學辭典】,這是兩部很實用的工具書,對於學習馬克思主義很有幫助。1933年,柯柏年還編寫了【社會問題大綱】【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社會問題大綱】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批判了把社會問題看作生活問題、心理問題的觀點,揭示了社會問題的實質是社會經濟制度問題,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在於變革社會制度。柯柏年希望「務使這本書可以給中學生做自己研究社會問題之入門書」,便可以幫助他們「更進一步地詳細地研究社會問題這個題目所包含的各問題」。【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是一本介紹自修方法的社會科學研究著作,它適應了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興社會科學研究的需要,透過通俗易懂的語言,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運用到新型社會科學研究中去,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1936年,柯柏年編譯了【世界社會科學名著精要】,該書簡要介紹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等人的著作並摘錄了其中的精華,是這一本很好的世界社會科學名著導讀。

轉譯工作的全面推進階段。從1937年北上延安到1943年開始從事外事工作這一階段,在黨中央有計劃有組織轉譯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基礎上,柯柏年集中精力投入到轉譯事業中去,與許多經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轉譯家一起,轉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貢獻了力量。延安時期既是馬列著作轉譯出版的鼎盛時期,也是柯柏年轉譯生涯的黃金時期。1937年,柯柏年來到延安,被安排到馬列學院承擔轉譯工作。1939年,柯柏年與人合譯了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因為這個版本忠實於原著,譯文品質較高,因此是5個中譯本中再版次數最多的一個。1940年,柯柏年轉譯了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書中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摧毀舊的國家機器的思想。1942年,在黨中央的統一組織下,按照馬列學院編譯部要求,柯柏年第二次重新完整轉譯了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並出版。【法蘭西階級鬥爭】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是馬克思運用階級鬥爭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研究社會歷史事件的典範。對於【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和【法蘭西階級鬥爭】,柯柏年認為「馬克思正是在這兩本書裏套用他的唯物史觀剖析了他所處時代的重大事件。如果我們要學習馬克思的理論,學習他如何套用理論,那就必須仔細鉆研這兩本書」。延安時期,根據革命形勢和任務的需要,柯柏年除了轉譯馬列原著,還參與多項專題、選集的轉譯工作,他參與轉譯了【馬恩通訊選集】,編輯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等。

轉譯工作的再接再厲階段。從1943年開始從事外事工作直到去世前這一階段,柯柏年主要轉戰中國外交領域,雖然不再以轉譯工作為主,但只要國家需要,他依然義無反顧地從事轉譯工作並作出突出貢獻。1943年,柯柏年被委派接待美國政府派遣的軍事觀察組,從這時起,柯柏年開始了他的外事外交生涯。1947年,隨著與美國接觸越來越多,黨中央急需全面了解美國的方方面面。為了黨中央能夠盡快了解美國,柯柏年開始搜集材料,編寫一部【美國手冊】。1949年,柯柏年主編的【美國手冊】出版,此書共包括地理、歷史、經濟、軍事、政黨、中美外交關系等十四章和美國政治名詞淺釋及其他、美國歷史大事年表等五個附錄,詳細介紹了美國的具體情況,是一本很好的美國問題工具書,後來成為新中國新任外交官培訓的重要教材。1971年,毛澤東在報刊上看到【印度對華戰爭】部份內容,認為此書很有價值,經過與周恩來商議,決定轉譯出版該書的全譯本。周恩來親自部署,外交部組織專門轉譯班子,由柯柏年等6位同誌合譯,當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印度對華戰爭】的作者是麥斯威爾。1962年中印邊境沖突時,他任英國【泰晤士報】駐德裏特派記者。麥斯威爾精心收集印度政府的內部資料,客觀分析了中印邊界沖突的背景,指出中印邊界沖突是印度推行「前進政策」的結果,印度對此負有責任。【印度對華戰爭】是一本可信度很高的權威著作,它的出版引起很大反響。

轉戰外交事業數十年

伴隨著新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發展歷程,柯百年不斷貢獻著智慧和力量。黨的建立初期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引,他就大量轉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作為文本支撐;新中國成立前後急需有能力有經驗的外交人員,他就積極投身外事外交事業,在外交戰線上發揮了重要作用。

外事工作的初始階段。從1943年開始轉戰外事工作到新中國成立前,柯柏年主要以外事研究為主,兼做外賓接待工作,同時還擔負著大量外事調研任務,轉譯英文報刊供中央領導參閱。抗戰後期,中央為了接待美國政府派遣的軍事觀察組,成立了中央軍委外事組,柯柏年因過硬的政治素養和出色的外語能力成為該小組成員,參與軍事觀察組接待工作。在柯柏年等同誌的共同努力下,美方軍事觀察組了解到真實的中國共產黨,部份代表向世界傳遞了對中國共產黨客觀公正的評價。這次接待活動大大提升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正面形象,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海外的影響力。轉到外事戰線後,柯柏年還做了大量外事研究工作。當時,黨中央急需了解各國情況,柯柏年透過多種渠道收集外文報刊和書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閱讀、摘錄、轉譯這些資料,將各國情況提供給黨中央參閱,使得黨中央能夠及時掌握各國動態。抗戰勝利後,中央軍委外事組升格為中共中央外事組,葉劍英任組長,柯柏年先後擔任轉譯處處長、新聞處處長、研究處處長,繼續從事外事研究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中央領導十分關註美國局勢及對華政策,柯柏年向黨中央提出了很多關於美國的建設性意見,為黨中央準確判斷國際形勢、制定正確決策起了參謀作用。

全面從事外交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柯柏年開始全面從事外交工作,兼做外交研究,為新中國在全世界開啟外交局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柯柏年被任命為外交部首任美澳司司長,繼續從事與美澳有關的外事工作。1951年,在北韓停戰談判期間,談判代表團一線總指揮李克農病倒,黨中央隨即決定派伍修權、柯柏年前往北韓協助工作。在李克農的主持下,伍修權和柯柏年與美方展開了一場馬拉松式的談判。在談判過程中,柯柏年揭露了美國的帝國主義罪行,闡明了抗美援朝的偉大意義,積極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韓戰打打停停,中美談判時斷時續,1953年雙方終於在【北韓停戰協定】上簽字。1954年,柯柏年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之一,陪同周恩來出席日內瓦會議。日內瓦會議實作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確保了中國南部邊境地區的相對穩定,明顯改善了中英關系,架起中美溝通的橋梁。1955年,柯柏年被正式任命為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同年,他參加了中美大使級會談,推動了兩國平民回國協定的簽訂。這個協定對新中國來說意義重大、影響深遠,許多科學家就是透過這個協定才能夠回國。從1955年到1965年底,自美國返回中國的科學家就有130多人,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等。1959年,柯柏年被任命為外交部所屬國際關系研究所常務副所長。1962年,柯柏年任中國駐丹麥大使。1973年,柯柏年出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1977年,柯柏年作為黨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81年,柯柏年被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組評議委員。1982年,柯柏年被聘為中國轉譯工作者協會顧問。

1985年,紅色轉譯家、著名外交家柯柏年在北京逝世。為了紀念他,英文【中國日報】發表了題為【柯,外交家革命家,與世長辭】的文章,介紹了他的一生。無論在人生的哪個階段,做著什麽樣的工作,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柯柏年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是一位有著61年黨齡的優秀共產黨員。

(本文系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計畫「紅軍精神及其當代價值研究」(18CDJJ0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東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董文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