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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時期,發達的市場管理制度,與哪些因素密切相關?

2022-08-01歷史

宋朝市場管理制度形成之經濟基礎。市場管理制度的確立,是對商業活動以法律規範和行政制度的形式予以有效的調節,以平衡各種商業利益,緩和矛盾沖突。因此,若無商業之發展,也就沒有市場管理制度可言,二者互為因果。

宋朝發達的市場管理制度必定與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密切相關,宋朝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正是其市場管理制度建立與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且宋朝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又與其「不立田制」、「不抑兼並」的國策息息相關。

1.宋朝活躍的國內貿易活動。市場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市場的繁榮程度是整個社會商業發展狀況的縮影。市場規模的大小、市場營運的方式都是一個國家商業狀況的反映,宋朝的市場無論是經營規模還是營業時間,較之前朝都有較大的突破,市場活動也日趨頻繁。

隨著商人掌握的社會財富逐漸增長,商人的社會地位也有所提高,這也激發了人們經商的積極性,同時也促進了整個社會商業的發展。這些都充分反映出宋朝商品經濟的繁榮興盛。

首先,宋朝的市場規模比之唐朝有所擴大。宋朝的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急劇增加,除了兩宋的都城之外,揚州、成都、鎮江等都是當時享有盛名的商業城市。「據統計,宋朝的商業城市比唐朝增加了三十個左右,隨著商業的發展,城市人口也大量增加,兩宋都城汴京和臨安一躍而成為當時世界上的大都市。」

長期以來,北方交通相對便利,地勢開闊平坦,而南方多山,交通不便,尤其是西南,如巴蜀一帶自古便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說法,故宋朝之前商業城市主要集中在北方。

而宋朝卻打破了這一傳統的商業發展形勢,很多商業城市在南方崛起,且多集中於水陸交通發達的沿海地區和內地一些城市,在農村地區還出現了「草市」。這些都反映出了宋朝商品經濟之發達程度。

其次,宋朝的市場營運十分繁盛,在市場規模和經營時間上都有了新的發展。宋朝打破了唐朝的坊市格局,坊內也有大量的商鋪,甚至到城市的市郊也出現了不少店鋪。宋朝在擴大了市場經營地域的同時也放寬了對營業時間的限制,這使得貿易活動頻繁異常,盛況空前:

宋朝商業區開放的時間突破了唐朝宵禁的限制,出現了夜市,且夜市延續的時間頗長,常常是到第二天淩晨。宋朝最先出現了早市,在汴京和臨安這樣的大城市往往是夜市方休早市遂起。市場交易額及商業利潤巨大,商人為利益所誘,經商人數大為增加,像汴京和臨安這樣的大城市,更是首屈一指。

「北宋東京的相國寺,中間的院子和周圍的屋子,就可以容納上萬人。凡是商人之間進行交易,都集中在此,四面八方的商人都聚於京師,商人帶著自己的貨物以謀求交易機會,或者轉賣其它貨物,都在此處進行」;

「南宋臨安城則是金銀彩帛進行交易的地方,屋宇雄偉壯闊,門面廣大開闊,一眼望去森然可畏,每進行一筆交易,所使銀錢都上千萬。」這些都可以反映出當時的市場交易額之大。

市場上用於交易的貨物也是種類齊全名目繁多,除卻一些日用的手工業品外,布帛、茶、酒、煤、金銀銅鐵、礦等都作為商品湧入市場,另外,宋朝還首次出現了糖品交易市場。宋代高度發達的農業為其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促進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2.宋朝繁榮的海外貿易市場。「據學者統計,宋朝市舶司的收入逐年遞增,南宋較北宋增加了二倍有余,至紹興三十二年(1172年),就廣州、泉州兩個市舶司的財政收入就高達二百萬緡,這差不多是當年宋朝財政總收入的二十分之三。」海外貿易帶來的利潤如此巨大,這就更加促進了政府對民間海外貿易的鼓勵與支持。

統治者為了更好地調節和規制海外貿易活動而專門制定了【市舶條法】,該法條款對海外貿易的支持又進一步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繁榮發展。

綜上,宋朝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內陸的市場貿易繁榮和海外市場高度發達這兩個大的方面——國內市場商品種名目繁多、交易時間長、規模龐大,海外市場通商國家多、貿易額大,從商業稅收占政府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可看出其商業之發達程度,據相關統計;

「宋朝財政收入中的非農收入所占的比重遠比唐朝要大,至熙寧時期,朝廷的收入中,非農收入已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發展至後來,更甚。且財政收入中所收的貨幣越來越多,實物稅收卻越來越少。」

市場的發展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受管制的某些市場本身會出現失靈,減少經濟福利,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題,必須伸出自己的有形之手來彌補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缺陷。因此,市場管理制度隨市場發展而發展,日臻完善的市場管理制度又能夠更好地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規範市場活動,平衡各方面利益關系,指引商品經濟良性發展。

宋朝繁榮的經濟為其商業立法和市場管理制度的制定奠定了優越的經濟基礎,法律和經濟的發展從來就是休戚相關的,經濟的發展促使了法律的出台,而反過來法律的健全又能促使經濟更好地發展。換句話說,經濟的發展是商業法制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良好的法律來規制商業活動,平衡各方面的商業利益。

宋朝市場管理制度形成之政治條件。一個國家法制的發展和健全與其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清明是分不開的,宋朝雖內憂外患,但宋朝的政治環境總體上比較清明,這是自宋初以來統治者都註重立矯前弊而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的結果。

1.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宋朝對人才的錄用不考慮出身,只要有才華便可被錄用,因此大量的有才之士充實了宋朝的統治基礎,這與其重視人才選拔、大興科舉、任人唯賢的人才制度是分不開的,這一制度為社會底層的寒士開啟了一扇通往康莊大道的門。

大量寒士透過自身努力,十年寒窗進入仕途,實作了自己的遠大抱負,有不少布衣之士在中央或地方官居高位,運用他們自己的政治才華為民請命、報效國家。這些出身社會底層的有才之士,對民間疾苦有著深切的體會,他們位卑而不忘憂國,為國家山河的收復和政治經濟的改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如文人範仲淹發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呼嚎,以此明誌,這也是大多數有誌之士內心的聲音,這些年輕有為的寒士為宋朝的政治帶來了蓬勃的朝氣,使得宋朝的政治環境極具生命力。

宋朝重文抑武厚待知識分子,這使得君臣關系趨於緩和,開明的政治氛圍為有才之士大開施展才華之門,知識分子入仕途之後在朝堂上可以對時政利弊暢所欲言,統治者也能夠廣納善諫,在這種開明的政治氛圍中,宋朝一改前朝統治者禁錮人們思想的做法,為整個社會思想意識的活躍及創新創造了廣闊而自由的空間。

宋朝的有誌之士在內憂外患的國情下大都嫉惡如仇、慷慨激昂,意圖濟民救國,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學術研究方法--宋學,宋學對後世的影響極其深遠,其以積極務實為根本,在傳統的義利觀方面做出了創新,形成了宋朝的重商主義思潮。

這與宋朝開明而自由的政治氛圍是分不開的,重商主義思潮的萌芽和發展是宋代商業繁榮的思想基礎,因此,可以說宋朝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在客觀上又為宋朝市場管理制度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2.積貧積弱的政治局面。宋朝建立於五代十國的戰火之上,其統治者深知前朝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弊端,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將地方兵權、財權收歸中央。

這些政治措施表面上是加強了中央集權,打擊了地方割據勢力,消除了地方勢力對中央的威脅,但是從長遠來看,造成了宋朝官僚體制過於冗雜而尾大不掉的局面,為其日後積貧積弱政治局面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首先,宋初統治者為了防止將領專權杜絕軍事上的變動,維護自身統治,而將地方的兵權收歸中央,分化了軍隊的管理職權,實行將帥分離和兵將分離的軍隊管理模式,分離調兵權和領兵權,使領兵之人無調兵之權,而調兵之人無領兵之權。另外宋朝還實行「更戍法」,即讓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內外輪換,定期回駐京師。

這大大加劇了士兵的流動頻率,造成了「士兵沒有長久穩定的統帥,統帥也沒有能夠長期統領的士兵,士兵不熟悉將帥,將帥也不熟悉士兵,主帥不了解將校的能力,將校也不了解三軍的勇敢與怯懦」的松散局面。

此外,皇帝為了保證將軍權絕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還在將帥的身邊安插自己的耳目,以期絕對掌握軍隊的各種軍事活動。這種防微杜漸的軍事管理制度為日後宋朝冗兵問題埋下了巨大隱患。

其次,宋朝為使各級官員之間相互監督和牽制,設立了眾多官職,這是前朝歷代都無法比擬的。到宋仁宗時期,「三員守一缺」的現象已屢見不鮮,而且官員之間推諉扯皮現象十分嚴重。人們為了當官想盡各種辦法,行賄之風日盛。

各級地方官員受到了嚴密的監控,各自堅守在自己的崗位而不敢有絲毫的僭越。總之,宋朝的官僚機構臃腫,官僚隊伍空前龐大,在其位而不謀其職者十有八九,日益發展為嚴重的冗官問題。

最後,宋朝供養了龐大的軍隊和臃腫的官僚機構,財政支出巨大,逐漸出現了嚴重的冗費問題。其軍費和官費的開支空前增長,在政府的整個財政支出中尤以軍費支出所占比例最大,發展至北宋仁宗更盛,「聚集的天下財物中,十分之八九都用來供養軍隊」。龐大的財政支出使得宋朝的國庫日益空虛,整個國家陷入了極其嚴重的財政危機。

宋朝嚴重的「三冗」問題直接導致了其積貧積弱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對內,「三冗」痼疾直接導致了宋朝空前的財政危機,「北宋中期以後中央和地方各項資費增長迅速,為保持收支平衡,中央大量增加從地方增調財賦」。

宋朝積貧的局面至北宋仁宗年間便大致形成了,至仁宗慶歷後越來越嚴重,每年政府財政虧空大約三百萬緡,到英宗治平二年國家的總收入竟大約只一千五百七十萬緡,嚴重入不敷出;

對外,宋朝獨具特色的軍隊管理制度,對將帥限制太多,使其相互監督相互牽制以至於軍隊整體戰鬥力下降,且「更戍法」加速了軍隊的流動速度,也使士兵飽嘗顛沛之苦,養兵開支龐大,加之軍紀不嚴軍心渙散等各方面的因素使宋軍不堪一擊,在對遼、金以及西夏的戰爭中屢屢敗北,戰敗之後被迫接受賠款議和的條件,此舉更加劇了宋朝的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

在此內憂外患的狀況下,統治階層渴求一劑能夠救國救民的良藥,宋之積貧積弱的關鍵因素在於國庫空虛財政匱乏,因此,如何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便成了宋朝政壇最為熱衷的話題。可見,宋朝積貧積弱的政局已將理財問題上升至治國之本的地位,統治階層對此提出了大量的解決之方。

面對日益衰弱的國力,兩稅正賦早已不能填補日益嚴重的財政虧空,而民間的商業發展程度之高讓統治階級看到了商業的巨大稅收潛能,因此他們逐漸轉變了傳統的抑商觀念,轉而支持和鼓勵民間的商業發展,使其成為填補政府財政虧空的重要途徑。

宋朝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商業法規,以此來規範和調節商業領域的各種利益關系,保證商業的健康有序發展,【市舶條法】為其中之最。

因此,直觀地說,宋朝的「三冗」問題直接引發了空前的財政危機,故如何增加財政收入被統治者視為當朝第一要務,客觀上為宋朝商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同時也為宋朝市場管理制度的確立奠定了現實的政治基礎。

因此,宋朝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積貧積弱的政治和財政局面這兩方面的因素成為了宋朝市場管理制度發達的最主要的政治條件。這樣良好的政治條件,為宋朝商品經的的發展和市場管理制度的確立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宋朝現實而具體的政局在其統治階層內部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重法」與「重商」相結合的思潮,法制與商業二者的發展本就相互依賴,其有效地結合更是加強了彼此的發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總要在其政治目標和文化理想所預期的格局內,與社會結構和性質也是恰如其分地彌合。

結語

政治和道德控制並帶動社會的發展,而經濟在其性質上已被視為政治的一部份,其發展在整個社會的發展行程中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宋朝傳統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高度發達的經濟和有利的政治環境,分別成為了宋朝的市場管理制度形成的思想、經濟基礎和政治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