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現在的位置:華文縱覽 >文旅

《世說新語》正確開啟方式:權貴懈怠之書,無意義卻「有意思」之書

2021-09-15 15:00:43文旅

(ic photo/圖)

劉義慶為何把興趣轉移到「文學」上

《世說新語》的作者,是南朝劉宋的臨川王劉義慶。也有推測說,書其實是他的門客們寫的。

《宋書》卷五十一,有劉義慶的傳。

劉義慶是劉宋開國皇帝宋武帝劉裕的侄子,他少年時頗有英氣,善於騎馬,還曾被劉裕誇獎說:「此吾家豐城也!」傳說西晉的時候,豐城縣有劍氣沖天,後來果然找到了古代神兵幹將、莫邪。因此「吾家豐城」就是我家的寶劍的意思。

但是皇帝換成宋文帝劉義隆之後,劉義慶卻改了脾性:

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

從老百姓的角度看,當時其實倒算亂世裡難得安詳年景。所謂「世路艱難」,其實就是皇帝猜忌親貴的意思。

宋文帝身體不好,神經過敏,誅殺了好多大臣。宗室成員理論上也是可以當皇帝的,何況還是被先帝比喻成大殺器的人,尤其會被當作危險人物。

劉義慶顯然意識到自己不怎麼安全,所以辭去了握有大權的敏感職務,也不再展示任何和武勇有關的素質,倒把興趣轉移到「文學」上。

當時文學的含義比現在廣泛,包括今天所謂的「文學創作」,也包括其他各種和書本有關的學問。

文學當然比軍事安全,但同屬文學,安全係數也有差別。比如說,要是對儒家經典感興趣,或者對黃老道家感興趣,就還是比較麻煩。因為儒家經典裡固然都是治國大道,黃老著作裡也充滿「君人南面之術」,喜歡這些,還是可能被認為有野心。漢朝的時候,河間獻王劉德愛儒術,淮南王劉安好黃老,就都令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看著很不爽。

法家著作更不必提了,各種厚黑權謀,一看就是陰謀家讀物。歷史書也不行,你一個諸侯王在那裡積極吸取歷史經驗,是想做什麼呢?漢成帝的時候,皇叔東平王劉宇想向皇帝借《史記》看,漢成帝就沒借給他。

寫小說才是最保險的。

古代小說的含義也和現在不同。小說是「街說巷語」「道聽途說」,也就是民間流行的各種段子。段子倒不一定不是事實,關鍵是,段子即使是真的,價值也很有限。

從《漢書·藝文志》開始,談到小說時,學者們往往會引《論語》裡的話:「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做編小說集這種事,等於承認自己沒有遠大追求,不算君子。

最早著錄《世說新語》的《隋書·經籍志》,把《世說》和許多笑話集和工藝方面的書放在一起。而唐朝人編《晉書》時採納了不少《世說》的內容,就讓劉知幾這樣嚴謹的學者很不滿,認為卑瑣的小說玷汙了高尚的正史,這些史官「奚其厚顏」,臉皮咋這麼厚呢?

所以,不論《世說新語》是劉義慶本人作的,還是他組織門客編寫的,都是在公開表態,我的人生,已經進入了懈怠狀態。

權貴懈怠,意味著退出政治資源的爭奪,降低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至於其它揮霍,基本屬於小節。

某種意義上說,《世說新語》就是一部權貴懈怠之書,它寫的就是魏晉名士們沒啥正經的那些事。

「意義」和「意思」

懈怠的人生沒有意義,但可能很有意思。

憂國憂民的儒家經典是很有意義的,相比而言神神叨叨探討世界本質的玄學,就顯得沒什麼意義;同樣是玄學,寫一部玄學專著流傳後世的意義,要大過清談聊天說過就沒了的意義;同樣是清談,思維嚴謹的論述,又比聊了一個通宵也不知道說了些啥有意義。

但對當時名士來說,怎樣更有意思,排序卻剛好倒過來。最有意思就是這樣:

「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文學》)

剛才聊了這麼久,也不知道玄理的根本到底在哪裡。但說到措辭和譬喻彼此相稱,正始年間最高水平的玄談,大概就是這樣的。

清談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聊了點什麼,圍觀旁聽者當然更不知道。但是沒有關係,聊天的狀態好就好。所謂「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顯然大家聽得都很上頭,關心講得有沒道理,那是俗,忒俗。

面對強大的敵人,有意義的當然是如何取得勝利,勝利後怎麼拗造型,本沒有那麼重要。但《世說》關注的就是姿態。它沒有講淝水之戰怎麼打的,但記了這麼一條:

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雅量》)

這淡定優雅的風度,成了千古絕唱。

有人說,淝水之戰如果東晉敗了,對謝安就會是完全不同的評價,戰前他自娛自樂,對前線局勢顯得漠不關心的表現,都會成為罪狀。

正史的寫法也許會這樣,但《世說新語》不會。只要謝安被俘虜或被殺的時候,表現得足夠有風度,《世說》還是會讚美他的。讚美淡定的死是有「雅量」,《世說》裡例證還少嗎?

很多名士都非常有錢,有人有錢就極度驕奢淫逸(如石崇、王濟),有人卻仍然出奇的摳門(如王戎、和嶠)。說實話,有錢到這個地步了,選擇「汰侈」或者「儉嗇」,都沒什麼意義,但這些故事講起來,就是有意思。

《世說》裡面,君臣對話可能是這樣的:

元帝皇子生,普賜群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排調》)

晉元帝生了皇子,賞賜群臣。

有官員說,這是普天同慶的大好事,可惜臣沒有功勞,拿賞賜挺不好意思的。

晉元帝說:「我生兒子,這事能讓你有功勞嗎?」

這是民間常有的笑話,出自君臣之間,顯然有失朝廷體面,然而真有意思。

家庭生活中,夫妻對話可能是這樣的:

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排調》)

當爹看見兒子走過,不禁得意,說我兒子真棒。妻子接了一句:「我要是嫁給你弟弟,兒子還能更棒。」

不知道接下來夫妻倆有沒吵架,反正這種涉及叔嫂關係的段子,自古以來是大家喜聞樂見的。

才女謝道韞嫁給了王羲之的兒子王凝之,瞧不上自己的丈夫。謝安作為家族長輩想安慰她,於是謝道韞迴應說,我做閨女的時候,家族長輩都有誰,同族兄弟都有誰,我打小覺得,男人就應該是像他們這樣優秀的。

就是說,大才女從小的生活環境,出現的男人統統都是偶像劇裡的樣子,所以她對男人的接受底線,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於是她來了這麼一句: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賢媛》)

我怎麼會想到,天地之間,還有我丈夫這樣的男人。

這句話,真是平平淡淡而雷霆萬鈞,一擊就把那個男人捶進地心。

對情感諮詢師來說,你這麼說話,對促進夫妻關係和諧一點意義都沒有,然而才女罵人,就是有意思。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忿狷》)

藍田侯王述是個性急的人。有一次吃雞蛋,他拿筷子去戳,失敗了,就大怒,拿起雞蛋摔到了地上。雞蛋在地上滴溜溜轉,他又用屐齒去踩,又失敗了。王述憤怒到極點,從地上撿起來雞蛋,放進口裡咬破,可是並不吃,而是吐掉了。

這個人敗給一隻蛋的故事能有什麼意義?可是就是有意思。

也許在大多數人看來,有意義遠遠比有意思重要。這不奇怪,人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義,活得太踏實;一個社會也總要能發明出一點大家都相信的意義,才有凝聚力。

但下面這個判斷大概也屬實:「意思」的生命力,往往比「意義」長久一些。

有意義沒意思的作品,也許慢慢就沒了意義,而且永遠不會有意思;沒意義有意思的作品,很可能一直有意思。

而且換個角度看,有時原來的正面意義時過境遷變成了負面意義,原來的沒意義,也就突然有了意義。譬如說,儒家思想從古代的絕對主流,變成了現代思潮大力批判的物件的時候,很多評論家的筆下,《世說新語》裡許多嘻嘻哈哈的段子,就變成了「突破儒家禮教的桎梏,追求個性解放」,顯得特別有意義。

誠然,《世說新語》裡這點「有意思」的社會基礎,尋根究底說都是民脂民膏堆出來的。但古代世界各種偉大的物質成就,哪個背後沒有無數蒼生的汗水和血淚?今天我們認清這一點,並不因此要把這些物質成就銷燬掉,相反還要很珍惜地保護起來,去欣賞或瞻仰它。對古代的這點「有意思」,也同理對待吧。

名士宣傳片

關於《世說新語》,還有個著名的說法,這是「名士教科書」。

這麼說是很到位的。當然大家都應該明白,不要以為讀了教科書,就真是名士了。就像通讀了中學各科教材而從來不刷題,去參加高考的話分數多半會很難看。更重要的是,哈佛教科書、哈佛公開課滿世界都有,哈佛錄取通知書,卻不會隨便發。

跨過門檻的關鍵,往往並不在教科書裡。

《世說新語》記錄的資訊,主要是從東漢末到東晉。這之間雖然有朝代更替,但時代的氣質,卻有一以貫之的地方。

這個年代,國家機器不如之前的秦與西漢強大,也不如之後隋唐以降的歷朝歷代。特權階級的地位,比較穩固。東漢的特權階級想承擔比較多的社會責任,魏晉以來則認清了現實,知道自己沒這個本事,於是專心做自己。但不論是進取還是放任,個人選擇的意味都比較濃,體制的壓迫感則比較弱。

這是魏晉名士產生的政治、經濟基礎。

但《世說新語》裡自然不會說這些。書裡倒是有人說過一個名士定義: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任誕》)

三個標準:一,通常沒事幹;二,酒喝得痛快;三,《離騷》讀得熟。

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後兩條,但其實最重要的,倒是第一條。

這在貴族或準貴族社會,可算是一個可以無視文化差異的普世標準,有人概括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紳士的關鍵要求,也是「要‘無所事事’,並把開銷維持在某一顯著水平上」。<1>

第一條達到了,後兩條可以通融甚至置換。什麼樣的人才能無所事事還衣食無憂還沒人能說你的不是呢?當然前提是要有祖傳的社會地位和物質、精神財富。

就拿說這話的王恭(字孝伯)來說,他出身頂級高門太原王氏,是司徒左長史王濛之孫,光祿大夫王蘊之子,妹妹王法慧是東晉孝武帝司馬曜的皇后。王恭起家著作佐郎,之後一路擔任很清要的官職,一直做到封疆大吏。這樣,王恭出門,才能取得這樣的效果: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企羨》)

下著零星小雪的時候,王恭坐著高車,披著鶴氅裘飄然而過。讓飢寒窮困的人籬笆牆後遠遠看見,忍不住讚歎:「這真是神仙一般的人。」

這麼看來,與其說《世說新語》是名士教科書,又不如說它是名士的宣傳片。它展示的是名士們最想被別人看到的一面。

後世文人,對《世說新語》常有發自心底的喜愛。經常被舉的例子如:

前面已經提到的,唐代初年的史官編寫《晉書》,把《世說新語》裡很多內容抄進了正史。

宋代,有人評價黃庭堅說:「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有人讀辛棄疾的詞,發現他之所以能「別開天地,橫絕古今」,是因為他能把文學史上的各種資源拉雜運用,而《世說新語》就是他重要的武庫。如中學生要背誦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就都是用的《世說》裡的掌故。

元代的散曲裡,也常見《世說》裡的典,而不少雜劇就是根據《世說新語》裡一個故事性較強的段子擴充改編的。

明代學者胡應麟讚歎:「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

直到現當代,還是這樣。號稱不開書單的魯迅先生,給朋友的兒子列了一個僅有12部書的書單,其中就有《世說新語》。

文人喜歡《世說》是必然的。唐宋以後,隨著皇權擴張,科舉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大大增強,魏晉那樣的名士失去了社會基礎,而社會上的讀書人卻數量激增。

也就是說,《世說》裡的文化資源,和後世傳統王朝的文人是共享的;《世說》裡的名士特有的社會保障,是後世傳統王朝的文人沒有的;而《世說》名士不必介懷的體制約束,卻是後世傳統王朝的文人所必須忍受的。讀《世說》,不生出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感覺,才怪呢。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1> 《俗世威爾:莎士比亞新傳》/(美)格林·布拉特著;辜正坤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3,p46

劉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