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15日，位於灃西的西安造紙網廠(原名西安銅網廠)在基建過程中，推土機破壞了一座古墓。施工工人在現場撿到一個長約4、直徑約1厘米的小銅管，撬開封口後，發現銅管內塞滿東西，工人將銅管交給了正在灃西進行考古發掘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馮孝堂同誌。他從銅管中取出一個紙卷，展開後發現是一件保存較好的陀羅尼經咒，立即用兩塊玻璃板將經咒夾起來保存。為了永久保存好這件珍品，當時在考古研究所技術室工作的王孖同誌又於1975年5月26日將這件經咒仔細地封存在有機玻璃中。
因為這件經咒發現於「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又沒有同出的其它器物作為參考，所以遲遲沒有報導。近來，關於中國印刷術史的討論又一次成為熱點課題」，我們將這件陀羅尼經咒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其年代很可能早於其它同類印本經咒，有必要公布於世，以便學術界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一、經咒現狀
該經咒印畫在一長方形單頁紙上，長32.3~32.7、寬28.1~28.3厘米。由於已封存在有機玻璃中，紙的厚度不詳。紙色發黃，韌性很強。該經咒曾橫向對折三次後，又縱向卷成細筒，展開後，橫向留下7道折痕。紙面有明顯的簾紋，簾紋寬度約1公釐。在30倍放大鏡下觀察，紙的纖維細長，纖維表面有明顯的膠質層。與考古所收藏的新疆吐魯番唐代麻紙和楮皮紙相比較，該經咒的紙更接近於唐代楮皮紙。
該經咒由中心向外分為三部份即中心方框內、中心方框外和印刷邊框線之間、印刷邊框之外的空白部份。
(一)中心方框內
中心方框呈正方形，邊長6厘米，邊框線為墨線勾勒(圖一)。方框內為一幅墨線人物圖。畫面的右半部繪有一金剛麗仕：蹙眉瞪目，面容忿怒，上身裸露，下系戰裙，赤足立在山石上。麗仕束發高醫，戴有寶珠冠，身披帛帶，頸下掛項圈，並戴有手鐲、腳鐲。麗仕的左臂夾有金剛杵。右臂伸出，右手觸摸著畫面左下方男子的襆頭。畫面的左下方畫一男子：面部表情從容，有須，較豐腴，頭系襆頭，身著圓領窄袖袍，左腿蹲，右腿跪，雙手合掌，作祈禱狀，正在接受金剛麗仕的摩頂祝福。男子頭上畫有祥雲。
(二)中心方框和印刷邊框線之間
中心方框外和印刷邊框線之間為雕版印刷的梵文陀羅尼經文。雕版邊框線為單線，近似方形，長22.6、寬22.9厘米。右側邊框線印得粗重模糊，似印刷過程中移動所致；其余三邊單薄纖細。經文的排列方式比較獨特，分為4個版塊。每個版塊長約14.1~14.5、寬8.2~8.5厘米，自上而下印有13行梵文，每行字母28~37個。4個版塊的排列順序是從中心畫面的右上方開始，圍繞中心畫面順時針排列。
印文的梵文字型經北京大學南亞文化研究所王邦維教授辨認，為悉曇體。悉曇體自初唐進入中國，盛行於盛唐和中唐時期，到晚唐衰落，逐漸為蘭查體和天城體所代替。
印文雕刻古樸，刀法工整。每行的字母排列緊湊，但第四版塊的最後2行字母間隙松散，似為湊足13行、印本大部份施墨充足，印文清楚，墨跡漆黑，邊緣部份多施墨不足或施墨不勻，印文不很清晰，有的印文上留有木紋。
在印文的經咒中留有空白，空白上手書「荊思泰」三字。整個經文中共填寫10處「荊思泰」，其中「泰」字書寫得比較隨意，3處為「泰」，1處為「㤗」，3處為「」，2處為「」，1處為「秦」。手書的墨跡顏色稍淺，與印文墨跡及中心畫面墨跡明顯不同。「荊思泰」應是這件經咒的持誦人。手書的字型可識為楷書，但書寫得沒有功力，看來書寫人沒有受過正規的書法訓練。從字型上看不出明顯的時代特征。
(三)印刷邊框之外的空白部份
這件經咒的印刷邊框外四周都留有空白，其上繪有墨線印契、法器和花朵等。以中心畫面為中心，可分為上、下、左、右四個部份。
上方的空白部份最窄，僅留有1.5~1.6厘米的紙邊，自左至右墨線勾繪有系綬帶的金剛杵、三股杵(?)、花朵、蓮花座上雙手指相對的手印、花蕾、星座和系綬帶的法螺貝。
右側的空白最寬，寬5.6~5.8厘米。在靠近印刷邊框線的部份自上而下畫有系綬帶的斧、蓮花座上左手握拳的手印和系綬帶的法輪。在靠近紙邊的下方，墨書「思泰」三字。墨色稍淺，字型與咒文空白填寫的「荊思泰」相仿，為同一人書寫，但「荊」字用的是別體。
左側的空白寬3.6~4.0厘米。自上而下繪有花蕾、系綬帶的法螺貝、蓮花座上雙手相搭的手印和系綬帶的戟。
下方的空白部份寬3.1~3.9厘米。自左至右倒著畫有花蕾、蓮花座上壇(?)、系綬帶的三股杵、花朵、蓮花座上雙手指內交叉的手印和花蕾。
二、該經咒年代的討論
該經咒上沒有年代的題記，也沒有同出的其它器物進行比較研究，因此，其年代只能根據經咒的畫面和印文來推定。
(一)中心畫面內容出自【大隨求陀羅尼經】
找到畫面內容的出處對確定其年代有一定的作用。經研究，該畫面內容出自【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簡稱【大隨求陀羅尼經】：「若僧帶者，於咒心中畫一金剛神，眾寶莊嚴，下做一僧瑚跪合掌，金剛以手按此僧頂」。
【大隨求陀羅尼經】是密宗繁多的雜咒中非常流行的一種。「大隨求」的意思正如該經所載：「若人持此明，或帶於頸臂，所求願悉成，一切所希願，悉皆得如意」，即人們可以隨意求願，只要按照該經要求書寫和佩帶經咒，一切願望皆可如意。
【大隨求陀羅尼經】譯自梵文，有兩個譯本。較早的譯本是寶思惟於長壽二年在洛陽轉譯的，全名為【佛說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寶思惟是印度濕彌羅人，長壽二年(公元693年)到洛陽，譯出【不空羂索經】等一系列密宗經典，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寂。另一個譯本是不空轉譯的，全名為【普遍光明清凈熾盛如意寶印心無能勝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不空全名為不空金剛，年十五師金剛智。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金剛智寂，不空奉遺旨往五天並師子國廣求寶藏。天寶五載(公元746年)還京，大歷九年(公元774年)寂。自天寶至大歷六年不空譯出密部經軌77部，120余卷。【大隨求陀羅尼經】應是其中一部。不空譯本，比寶思惟的譯本大約晚五十余年。
兩個譯本相比較，基本內容相似，細節有所不同，可能是根據不同的梵文本子。此外，不空譯本多采用五言體。例如寶思惟譯本中的「若有婦人求產男者，用牛黃書之；於其帛上，先向四面書此神咒，內畫作一童子，以寶瓔珞莊嚴其頸，手捧一金缽盛滿珍寶，又於四周各畫一童子，身披衣甲，又作種種印。」在不空的譯本則為：「女子求子息，當用牛黃書，中心畫童子，瓔珞莊嚴身，滿缽盛珍寶，左手而執持，坐在蓮花上，其花而開敷，又於西隅角，而畫四寶山，其山金寶飾，殷勤應畫此」。兩個譯本中的中心畫面內容是相同的，但咒文四周的圖案不相同。
西安造紙網廠出土的經咒中心畫面與寶思惟譯本的「若僧帶者，於咒心中畫一金剛神，眾寶莊嚴，下做一僧瑚跪合掌，金剛以手按此僧頂」，十分吻合，只是畫面上是系襆頭男子，而不是僧人。這裏的「僧」也有可能包括信佛的居士。相同的內容在不空的譯本中則為：「若是苾帶，應畫持金剛，右執金剛杵，左掌豎頭指」。「苾」即比丘，也可以理解為乞士和僧人。不空譯本省略了「下做一僧瑚跪合掌」的重要內容。如果不對照寶思惟譯本，不空譯本的「左掌豎頭指」的意思則很難理解。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畫面上金剛麗仕是左臂持金剛杵，而不是不空譯本的「右執金剛杵」，系襆頭男子半跪合掌的形象與寶思惟譯本的「下做一僧䠒跪合掌」十分吻合。總之，該經咒畫面內容取材於寶思惟譯本，而不是不空譯本。
該經咒的畫面內容取材於寶思惟譯本，這提供了其制作年代的上限，即公元7世紀末。在中國佛教史上，不空是使密宗自成宗派的「開元三大士」之一，其影響遠遠超過寶思惟。然而，已出土的西安柴油機械廠漢文印本陀羅尼經咒、敦煌石窟發現的太平興國五年陀羅尼經咒"均為寶思惟譯本，這說明寶思惟譯本在民間流傳得更為廣泛長久。因此，確定了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畫面內容取材於寶思惟譯本，還不能確定其年代下限，還必須研究其繪畫風格等。
(二)該經咒的繪畫風格接近玄宗時期
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的中心畫面和印刷邊框外四周空白上的圖案均為白線描，輪廓清楚，線條流暢，生動細膩，頗具盛唐繪畫風格。另外中心畫面的金剛麗仕和系襆頭男子也具有比較明顯的時代特征。
金剛麗仕，即執金剛杵護持佛法的天神。這一形象在唐代石窟寺的壁畫和雕塑中頻頻出現，其形象為面容忿恨，上身裸，著戰裙，跳足站立在山石上。其面容忿恨的程度、肌肉發達程度、身上裝飾及手持物品有所變化，有著明顯的時代特征。初唐的金剛麗仕面容忿恨，但不猙獰可怕，似生氣的人，一般手持金剛杵，身著菩薩裝。洛陽龍門奉先寺二麗仕(公元676年)可做為初唐麗仕的代表。盛唐的麗仕則逐漸取消了瓔珞、臂釧等裝飾，發達的男性肌肉被著力刻畫、敦煌莫高窟194窟西壁龕內南側的泥塑麗仕是盛唐麗仕的代表作。晚唐的麗仕面部表情誇張，忿恨且猙獰，身體臃腫，裝飾更為簡化，手托山狀巨石的較多。敦煌莫高窟第9窟中心柱東面南側的麗仕可視為晚唐麗仕的典型。
與唐代壁畫和雕塑中的金剛麗仕相比較而言，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的麗仕形象最接近於開元年間的麗仕形象。該麗仕眉目上挑，為忿恨相，但面容還相對平胡，不似中晚唐麗仕面容猙獰醜鄙。該麗仕頭梳高髻，戴寶珠冠，冠的兩側有飄揚起來的兩翼。這種冠的式樣及左手持的金剛杵的式樣與莫高窟第332窟東壁北側【靈鷲山說法圖】上的二金剛麗仕非常相似。根據榜題，【靈鷲山說法圖】畫於聖歷元年，即公元698年。【大隨求陀羅尼經】要求經咒上的金剛麗仕「眾寶莊嚴"，西安造紙網廠經咒上的金剛麗仕不僅戴寶珠冠，還佩帶項圈、手鐲、腳鐲和披帛。與洛陽龍門奉先寺的二麗仕(公元676年)相比，該經咒金剛麗仕的裝飾少瓔珞、臂釧；與龍門天寶洞的麗仕(天寶十載，即公元751年)相比，其裝飾又多項圈、手鐲和腳鐲、其年代應在二者之間，即晚於高宗，早於天寶十載。該經咒畫面上的披帛在麗仕足下作八字形向外飄揚。這一特點與龍門石窟開元年間開鑿的楊思勖洞(公元725~735年)和徐惲洞(開元廿一年，即公元733年)的麗仕披帛向外飄揚的特征相符合。暗示了該經咒的繪畫年代可能在開元末年。
該經咒金剛麗仕與玄宗時期雕塑和壁畫中的同類形象相比，肌肉沒有高高隆起。這可能是由於金剛麗仕在石窟中都是扮演護法的角色，需要顯示其緊繃著的發達的肌肉；而在經咒中金剛麗仕扮演的是將經咒持誦人的願望轉達給佛的角色，因此肌肉是放松的。
該經咒畫面上的半跪男子，著圓領窄袖長衫，烏皮鞋，為唐代男子的一般裝束。其頭上系的襆頭最具盛唐特征。
襆頭，是由幅巾發展而來的，始於北周。唐代人無論地位高低尊卑，都可系襆頭作為常服。唐代的襆頭式樣有三五種。初唐均為「平頭小樣；到武則天時期，一種頭部高高束起的襆頭式樣開始流行；中宗時襆頭高且向前傾斜；開元時流行圓頭式樣，垂在腦後的襆腳逐漸縮短；晚唐的襆頭在垂腳上大作文章，寬條、硬腳的襆頭開始出現；唐末流行硬襆頭。
該經咒畫面上的襆頭由於金剛麗仕的手遮擋了一部份，不能見到全貌。但可以看出頭部高高束起，垂腳縮短了，噗頭將眉毛以上的額頭全部包住。與此相似的襆頭見於敦煌莫高窟第45窟南壁東側【觀音經變】。此外，唐長安郊區隋唐墓中開元年間墓葬出土的襆頭俑均將額部全部遮住，頭部高高隆起這與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畫面上的襆頭也有可比性。西安唐金鄉縣主墓出土的襆頭男立俑皆著圓領窄袖袍，腰束帶，其裝束和襆頭與經咒上的男子很相象。這批陶俑的年代為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
系襆頭男子面容豐腴適中，既不似初唐人物那樣清穎，也不象晚唐人物那樣臃腫，與玄宗時期的人物形象比較接近。
系襆頭男子與金剛麗仕各占據中心畫面的一半，男子的形象比麗仕略微小一點兒，但人與神的比例還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比一的。同類經咒中，只有西安冶金機械廠經咒畫面上人與神的比例與此相似。晚唐的成都經咒、五代的洛陽經咒及北宋的三件經咒上都只印有神的形象，不見供養人的形象。被推定為中唐的西安西郊出土的手寫經咒上，中心部份繪三眼八臂菩薩，供養人的形象被繪在畫面的左下角，而且畫得比菩薩小得多。因此可以粗略地推定中心畫面上出現供養人形象、而且人與神的比例為一比一的經咒時代是比較早的。
該經咒中心畫面左上方的祥雲，線條簡潔隨意，雲朵飽滿，雲尾較短。類似的畫法多出現在敦煌莫高窟初唐和盛唐的經變和佛傳畫上。莫高窟中晚唐壁畫上的雲彩，線條繁多，雲尾拖得很長，看起來比較呆板。
該經咒印刷邊框外四周的印契和法器圖案也表現出一些較早的跡象。經咒四邊各畫有一種印契，四種印契各不相同。與收錄密宗印契較全的【瑜珈集要焰口施食儀】【供養儀式】及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手印圖相比較，沒有發現與經咒上四種印契完全相同的。而且這四種印契都相當簡單，有可能是密宗印契成熟之前的手印。此外，該經咒上的法器圖案相當簡單明了，顯示了早期特點。金剛杵、三股杵、法螺貝等密宗特有的法器在中晚唐的密宗影像中還經常出現，但是金剛杵的尺寸變小，式樣也變得較為復雜。該經咒上有幾種圖案在中晚唐密宗圖案中不再出現，如上方空白左起第二的三股杵(?)、第六的星座(?)和下方空白左起第二的壇(?)。這幾種圖案有可能是密宗形成初期采用的，但沒有流行到中晚唐就消失了。
(三)該經咒顯示了早期印刷品的特征
西安造紙網廠經咒印本與其它同類經咒印本相比較，有兩處明顯的不同：(1)印刷與手繪、手書共存；(2)印刷的咒文分成四個獨立的小版塊。這些恰恰是早期印刷品的特征。
中國已發現的大隨求陀羅尼經咒印本共有8件。北宋的3件和五代的1件都印有明確紀年，形式也比唐代的復雜。唐代陀羅尼經咒印本均無紀年，其形式相似。馮漢驥將成都經咒印本定為晚唐，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保全將西安柴油機械廠出土的梵文經咒定為初唐，將西安冶金機械廠出土的漢文經咒定為盛唐，在中國學術界尚未取得共識。
在這批印刷經咒中，北宋的經咒全部印刷，包括持誦人的姓名和刊刻人的姓名；五代的經咒除墨書持誦人題記外全部雕版印刷；晚唐時期的成都經咒全部雕版印刷，包括首題；西安冶金機械廠經咒的咒文及邊框外圖案為印刷，中心畫面和首題則為手繪手書；西安柴油機械廠經咒的咒文和邊框外圖案為印刷，而中心畫面空白，榜題為手書。西安造紙網廠經咒只有梵文部份是雕版印刷，而中心畫面、邊框外圖案均為手繪，持誦人的姓名也是手書。如果按照所占面積統計，印刷部份占整個經咒的53%。透過這幾件印本，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在陀羅尼經咒印本的發展過程中，由全部手書手繪逐漸演變為局部印刷，又從局部印刷逐步發展為全部印刷。如果這個推論無誤，西安造紙網廠經咒正處在這個過程的前段，也就是說早於另外3件唐代陀羅尼經咒。西安柴油機械廠經咒和冶金機械廠經咒的年代相近，早於成都經咒，而晚於西安造紙網廠經咒。
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的印刷部份分為四個矩形小版塊，從第一個版塊的左上方開始，橫書13行後轉到下一個版塊。然而，其它同類經咒印文的排列方式，無論是橫書還是豎書，均是圍繞中心畫面，由內向外，每書一行繞中心畫面一周，這種排列方式又可稱為環文。手書手繪的陀羅尼經咒也都是采用環文的排列方式。
西安造紙網廠經咒的四個小版塊，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這種印刷方式是由四個獨立的小雕版發展而來的，而一個小雕版與大的木印章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眾所周知，印章的使用是中國印刷術的淵源之一。晉代道家推出的一種用於佩帶的棗木符印，稱為「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這樣大的印章與西安造紙網廠經咒上的一個矩形版塊的尺寸是接近的。因而，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推測中國印刷術的誕生過程：(1)由刻字少的小印章發展為刻字多的大印章；(2)將數塊刻字的印章合印在同一張紙上；(3)將陣列不同的文字合刻在一塊大木板上，但仍保留著小版塊的格式；(4)雕版趨於成熟，沒有了小版塊的痕跡。如果上述推測可以成立的話，西安造紙網廠經咒則處於第三階段，即雕版印刷誕生後的初期階段。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之一。中國古代印刷術始於雕版印刷，關於雕版印刷發明的年代，學者們進行了多年的討論，眾說紛紜。這是由於文獻記載紛雜模糊、早期的印刷實物又非常稀少的緣故。宿白先生認為比較可靠的材料有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東川節度使馮宿奏禁斷印歷日版等7條，並推測：「如果可以這樣間接推論，那麽唐代雕版印刷的開始時期，就有可能在唐玄宗時代」。孫機先生將比較可靠的材料增加到10條，認為「雕版印刷出現於唐代前期」等。定這兩種看法基本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界是對雕版印刷開始年代的意見。
西安造紙網廠經咒印文表現出早期印刷品的特征，結合其繪畫風格及內容出處，將該經咒的年代斷定在唐玄宗時期，這與考古學界推測的雕版印刷誕生的年代正相吻合。
在中國佛教史上，密宗成為一個獨立的宗派是以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大量轉譯密宗經典、弘揚密宗教義的開元年間作為開始的。人們一般認為密宗由宮廷傳播到民間需要一個過程，因此陀羅尼經咒在民間廣泛流行大約應在中晚唐以後。西安發現的3件陀羅尼經咒印本和1件寫本都不是出土於貴族大墓，其年代也都不晚於中唐。這就給研究佛教史的學者提出一個問題：是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探討密宗形成的過程?密宗是「重祈禱以得利益之教」，這些不講深奧哲理，只重形式，類似法術的東西對下層民眾有特別的蠱惑力和親和力。密咒的傳譯，開始於三國時期。唐初的玄奘、寶思惟和義凈等都轉譯過各種陀羅尼神咒經、因此，在密宗被唐宮廷接受之前，下層民眾有可能已經廣泛使用陀羅尼經咒來進行安宅、治病、祈雨、求子等活動了。當然，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佛教史學者的進一步探討。
本文選自【考古】1998年期
